文章介绍了武汉贫困人口和外来打工人口在疫情中面临的困难。在城市乃至国家因为疫情封锁时，TA们成为了最脆弱的群体之一。因为在户口系统中可见度低、消息传播速度慢、交通工具选择受限、居住地医疗资源不发达等原因，贫困人口在疫情中缺乏自我防护的条件，不易获得诊断和治疗。封锁虽然有助于阻止病毒传播，却使得了贫困人口及外来打工者被公共卫生计划忽视。

注：本译文出自《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杂志由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与华伦·戴米安·曼舍尔创办，刊登物篇幅较短，内容涵盖范围广，多刊登时评类文章。原为学术季刊，后改为双月刊。

本文聚焦在疫情之下身处包括中东、新加坡、欧洲在内的世界各地跨国劳工的生存问题。在劳工接收国遭遇疫情后医疗资源紧张、边界政策缩紧等境况下，许多劳工面临无家可归、失业、自身健康受到威胁种种难题。作为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劳工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保障应成为各国在疫情之中的重要聚焦点。除却个体叙事外，劳工困境也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其中包括“流动经济”被迫中断会而带来劳工短缺、供应链断裂等问题。所以如何在充分保障劳工权益的同时维系本国经济的发展是各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注：本文及下面两篇文章均出自《澎湃新闻 · 思想市场》的「疫论」专栏，其希望从「更深更广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向度」探讨疫情带来的「超越医学和公共卫生的范畴」的问题。上期期通讯推荐的「『野味肺炎』：动物，病毒与人类中心主义」一文即选自这个系列。

本文翻译了印度著名左翼作家、知识分子阿兰达蒂·罗伊发表的《“大流行”是一个传送门》一文。文中，罗伊分析了“大流行”对印度的工人阶级的威胁。通过对时间线的梳理及现场报道式的叙事，她指出，武断的全国封锁暴露了长久以来的结构性不平等和权力关系。在印度总理莫迪的决定下，警察所强制实施的“物理距离”（physical distancing）恰恰导致了其反面——物理挤压（physical compression）。城市中长期受到不平等对待的难民、穷人和外来务工者，被困在贫民窟和棚户区逼仄的住宅中，面临更高的感染风险；同时，饱受失业和饥饿之苦的上百万人被迫迁徙，尝试步行返乡，路途中不时遇到警察的殴打和羞辱。在这些结构性、身体性的暴力面前，她希望读者重新思考什么是“正常”的世界，而回到以前的生活又意味着什么。

注：本文作者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1961年11月24日－）是一名印度知名作家、社会运动人士及左翼知识份子；以其小说《微物之神》而闻名，该小说于1997年获得曼布克小说奖(Man Booker Prize)，并成为最佳畅销书。写作之余，罗伊还是参与人权和环境事业的政治活动家。

“疫情爆发之后，城市所依赖的人口流动性被中断和改变。在城市停摆、经济萎靡的宏大叙事背后，每一位进城务工的打工者的流动轨迹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比如停工、复工、返乡、甚至失业。其中，从事零工经济和非正规经济的女性，遭遇到的变化很大，却较少受到关注。本文以访谈的视角，聚焦她们的破碎的流动性。其中一些人面临失业的打击，更多的女性在家庭和工作的双重负担下挣扎。她们的经历召唤对流动性的反思，也召唤对于公共性的思考。”

注：本文作者战洋博士，香港理工大学助理教授。发表“2017. 农民主导的城市化：‘城中村’与中国城市化的特殊道路”，“2006.女性公共领域是否可能；以弗雷泽对哈贝马斯的批判为例”，“2015. 身份政治与未来的可能性”，“2010. 美国政治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等学术文章。

本文聚焦在疫情中家庭佣工面对的生活困难。佣工受雇于私人家庭，工作范围不明确，也常常不受法律保护。文章指出，在疫情爆发时，家庭佣工需要承担双重责任，即同时保障自己和被服务者的安全，而这也意味着加倍的风险。同时，他们面临着防护用品短缺、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等困难。雪上加霜的是，大量家庭佣工因为疫情爆发被辞退，失去收入来源、无家可归。长久以来受到的不平等对待，使家庭佣工在疫情中更加窘迫。

注：本文出自Vagina Project(阴道说计划)。“Vagina Project是一个立足中国本土的女权主义艺术项目，倡导性别平权。通过女权主义／性别研究理论，审视个体日复一日经历的性／性别相关的系统性歧视与不平等。以戏剧、访问、专题分享、阅读共学等方式实现个体启蒙及群体共同成长，呼吁社会大众了解女性及性别多元群体的生存困境。”

从援助武汉的女性医护人员被强制剃光头，到卫生巾和安心裤不被计入防疫物资，女性群体在疫情中常常被忽视。性别不平等使得女性在疫情中丧失话语权，而疫情也加剧了本有的性别不平等。文章通过梳理几次全球性疫情中的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探讨了在疫情治理中女性成为弱势群体的原因。文章指出这背后的原因包括：性别视角在防疫学术领域被忽略，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被边缘化、以及各个机构和组织中缺少女性的声音。

注：本文作者王笑哲，中国大陆性别NGO从业者，本科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哲学系、硕士毕业于剑桥大学性/别研究系。此文出自“后生价值”，”‘后生价值秉承‘自我肯定’、‘同伴力量’、‘性别意识’的团队价值观，希望能与大家集思广益、互助通行，一同助力性/别平等。”

疫情下长期居家隔离的客观因素使得原有的家暴问题更加凸显。不仅如此，疫情之下社会各方的焦点都投向救灾的事实，反家暴协会筹备资助费和开展救助家暴受害者的工作滞后。本文笔者着重报道指出：疫情下客观条件（电脑、网络）的缺乏致使家暴受害者难以逃离施暴者，“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使得服务家暴受害者的求助及支持系统困难重重，民间安保司法部门的家暴相关培训更是长期空缺。这三个现实因素严重削弱了本就脆弱的家暴受害者的自救系统。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在愈渐全面的自保意识下开始在网络声援，并为自己维权；但同时，这也体现了公安部门和司法机构在介入社会问题上欠缺力度和有效力。

疫情是以何种方式影响性/别多元群体的？如果家人不能接受一位年轻性别多元群体的身份，家对于TA们来说早已不是一个温暖安全的地方。和家暴受害者相似，性别多元群体的自救系统在疫情中同样受到危害。在疫情期间，年轻的性别多元群体被迫长时间与不支持的家人相处而陷入多重困境、被迫无家可归。由此我们看到，家暴问题的受害者不仅仅是妇女或幼童；也有基于性/别身份或其他身份(残障与否、阶级、种族、年龄）而遭遇家暴的受害者。本文采写于美国指出年轻、无家可归的性别多元群体在疫情中面对的困难：性别多元权益机构服务资源减少，而需求在前所未有地增高；年轻性别多元群体的精神健康在疫情下更加岌岌可危，而专注于这一方面的非政府机构却寥寥无几；仅有的机构只可扩大工作容量，给许多本是性别多元群体一员的无偿服务者也造成重大替代创伤(Vicarious Truama)。

在疫情的大背景下，跨性别/性别非常规社群(gender non-conforming)在性别认同上多了获取医疗资源这一层挣扎。这使得TA们成为疫情下又一个极为脆弱且易被忽视的群体。TA们共同面临的性别焦虑造成的创伤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被疫情下延期的性别肯定治疗恶化。雪上加霜的是，大多数医疗机构对于跨性别群体的需求知识甚少、且带有歧视性，因此在疫情下失职于此群体的医疗需求，将跨性别社群置身在多重体制无知、体制暴力下。

在疫情期间，人们出行受阻，药店断货，大量医院无法正常开药，湖北1300万慢性病患者面临着即将断救命药的局面。本文介绍了阿里健康的程序员及小二们如何从最初的人工致电药厂找药，到研发「找药精灵」程序，到打通物流，确保慢性病断药患者有药可用。

注：本文以及以下两篇文章出自《人物》杂志微信公众号。“《人物》创刊于1980年，创刊时以刊载名人传记和当代人物报道为主，是国内创办最早的人物传记类刊物，以专业、人文与历史积淀著称，被读者、研究者及业界同行誉为“当代史记”。 2012年5月，《人物》全新改版。每月8日出版。《人物》提供中文世界原创的人物报道。报道对象锁定对当下中国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强调文本的优美和深度，触及人物的内心、悲喜和情感。其核心竞争力和定位是中文世界领先的非虚构故事的提供者。”

自封锁开始在湖北县市推及，HIV患者便极度地面临缺药的局面。即使在平日里，对HIV患者来说，他们会用一切方法来隐藏病情，认为如果秘密一旦暴露，周围的环境社群将无法容下他们。文章通过摘录采访片段和叙事的结合，讲述了拥有难言之隐的HIV患者在疫情中的断药危机。从药物告急，官方的变通措施成效较低，再到民间建立HIV社群药物支援的自救群，最终拿到药物，HIV患者在封城后的拿药之路漫长而曲折。

在新冠疫情肆虐最为严重的二月，湖北大量医院被征用，非肺炎患者，如孕妇儿童，罕见病，尿毒症患者开始面临着透析停止，断药等问题。当肺炎患者的送医与住院有着社区统筹时，非肺炎患者更大程度上要依靠自己在微博上求助来引起社会关注。《人物》杂志资深特稿记者谢梦遥的这篇报道以几位非肺炎患者寻医问药的过程为主线，指出了这类边缘人群在疫情中面临的缺乏医疗资源，被社会及志愿力量忽视的种种问题。

老年人是新冠疫情中大家公认的高危人群，但这个认知并没有让很多老年人的处境得到更好的关注；在不少讨论中，老年人常会被视为是可以“被牺牲“的。文章通过讨论社会中的年龄歧视、资源分配和功利主义的思想形态，指出老年人因为对社会未来发展价值有限、医疗上会耗费较多资源而成为医疗资源紧缺时的弱势群体。作者强调，我们应该认识到老年人在过往的社会做出的贡献，重点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最重要的，是认识到老年人也是有感情的、活生生的人。

注：本文出自《界面新闻·文化专栏》。“《界面》是上海报业集团于2014年9月建立的财经商业新闻传媒项目。其口号是’只服务于独立思考的人群’。”